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南向北完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王朝。作为明朝曾经的都城，南京城内的明朝痕迹俯拾皆是。作为南京博物院今年的重头戏，春节前夕开展的观天下特展，再次唤醒了大家对大明王朝的关注。

本次特展汇集了海内外30多家文博机构的超过400件文物，包括南京博物院18大镇院之宝中的5件（其中2件将在展期后半段登场）。不同于平铺直叙的通史展，本次特展聚焦明朝和世界的互动，以别样的视角，为大众展现一个不一样的大明，信息量很足，这也对应了展览的主题：观天下——大明的世界。

工作日下午2点的展厅，在南京博物院算得上是清静了

观天下特展免费，位于南京博物院特展馆2楼的10-12号展厅。相对于人声鼎沸的通史展区，特展馆人潮没那么汹涌，展览说明详细，硬件设施也好些，因此参观体验相对舒适。接下来按展览顺序分享。展品多为南京博物院馆藏，如果来自其他博物馆，会在文中说明。

日月所至

“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定国号为大明。明朝在前朝基本制度之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革新，在衣冠形制、官窑烧造、陵寝布局、官殿营造等方面都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同时，明朝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了以朝贡贸易为核心的外交秩序，引领了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融合。

第10展厅为展览序章——日月所至，介绍明朝的建立，以及各项制度的革新。

日月照临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明朝建立者朱元璋的两幅画像，一幅圆脸，五官端正，藏于国家博物馆，一幅面目奇特，为清代孙克弘款，藏于南京博物院。两幅画像代表了朱元璋常见的两种形象。

据史料可知，早在明万历、嘉靖年间，两种不同的朱元璋像便流传于世。据说朱元璋喜欢微服私访，不想被认出来，而且古人认为帝王或圣贤大多异于常人，因此两种画像长期并存。个人以为，真实的朱元璋应该跟圆脸版画像更接近，因为他的几个后代都是大圆脸，遗传基因非常强大。

之后是南京故宫出土的一些建筑构件。明朝迁都北京以后，南京故宫逐渐荒废，如今仅留存遗址。但明代南京的诸多城市规划，在今日的南京依然历历可见。

南京故宫开创了皇宫自南而北中轴线与全城轴线重合的模式，成为后来明中都凤阳和北京城的设计蓝本。这幅明代的北京宫城图描绘了北京故宫中轴线上宏伟的宫殿建筑，是明代北京皇城建筑的早期图像材料。图中穿红衣官服者，可能是故宫设计者之一的蒯祥，或其家族成员。类似的北京宫城图，目前可知有5幅。

洪武年间，明朝为官窑瓷器烧造设立了一系列制度化措施，对明清瓷器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洪武官窑瓷器以青花和釉里红为主，纹饰带有元代瓷器布局繁缛但有分层的遗风。不同于元代流行的动物纹饰，除了龙纹外，明初官窑瓷器往往以各色花卉等植物纹装饰为主。图为明洪武釉里红山石花卉纹盘，尺寸非常大。

明洪武釉里红岁寒三友图梅瓶，为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出土于永乐帝之女安成公主的墓中，由景德镇御窑烧造。受元末战乱影响，明初窑业技术一度滑坡，因此釉里红发色较为灰暗。这件梅瓶器型硕大，纹饰精美且保存完整，是同类器物中仅存的一件带盖梅瓶。南京市博物馆也有件类似的梅瓶，但没有盖子，就没那么珍贵了。

明代重塑了中国的官服制度，其中腰带制度最为严格、复杂。官员头戴乌纱帽，圆领大摆、宽带、皂靴，此图描绘了明代名臣王鏊的形象，也形象体现了明代的官服制度。

明代镂雕龙纹玉带。

明代大红色绸绣过肩麒麟鸾风纹女袍，藏于山东博物馆，为孔府旧藏。女袍纹饰布局饱满，刺绣工艺精湛，是典型的明代女吉服。

明岐阳王李文忠画像。李文忠是朱元璋外甥，明朝开国大将，画像一看就和圆脸版朱元璋是亲戚。

明，谢环，杏园雅集图，藏于镇江博物馆。士大夫是明代政治舞台的中坚力量，也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和传承者。此画由明代宫廷画家谢环绘制，描绘了正统年间，一群士大夫在时任荣禄大夫杨荣的私家花园进行“杏园雅集”的情形。画中人物包括明代著名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杏园雅集图现存多个版本，保存状况大多不佳。此画背后隐含了正统年间朝堂的政治风云，可在网上搜索美术史家尹吉男的讲座深入了解。

皇明赫赫

明朝对内构筑了层次分明的社会体系，对外奉行“不征”政策；重塑东亚的秩序和结构，推动东亚各国的和平交流。这种政治变革，代表了由武力扩张向和平共处的历史性转折，也为明朝奠定了和平与稳定的外交基调。为呼应这一主题，这部分选取了明人摹本胡笳十八拍图。

胡笳十八拍相传为东汉女诗人蔡文姬所作，叙述了蔡文姬在战乱中为匈奴所掳，忍痛别子离汉的悲惨遭遇。描绘这一故事的画卷最早出现于南宋，想必和当时的政治局势深有关联。此图描绘的具装骑兵装束与辽金类似，也许母本为宋代画作。同时也体现了明代人对这一历史题材的关注和理解。原图很长，展览中也只展出了十八拍中的十六拍。

明永乐白釉锥刻莲托八吉祥纹僧帽壶。僧帽壶因形似藏传佛教僧侣的僧帽而得名。永乐年间，明成祖积极推行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并对宗教领袖慷慨赏赐，从僧帽壶上便可看出藏传佛教的影响。此壶釉下有莲托八吉祥纹，刻画较浅，难以看出。

明永乐木邦军民宣慰使司印。木邦军民宣慰使司为明代云南布政司所辖政区，位于今天的缅甸中东部，由土司宣慰使管理，明末废除。

明代佚名少数民族画像册中的一页，藏于故宫博物院。通过线条和笔墨非常写实地描绘了明代南方少数民族头领及随行人员的样貌，为明代宫廷人物画精品。

14世纪高丽青釉镶嵌梅竹纹梅瓶。高丽青瓷是朝鲜高丽王朝时期代表性的陶瓷种类，在中国颇受欢迎，在不少博物馆都可以见到。观天下中一次性展出了3件大件的高丽青瓷，这种盛况在国内倒是不多。高丽青瓷的烧造始于9世纪，最初学习浙江越窑烧制技术，后来逐渐发展出自己独到的装饰技艺。北方的高丽青瓷多经由辽东输入，南方则多来自海上贸易。

明，戴进，归田祝寿图卷，藏于故宫博物院。戴进是明中前期著名的宫廷画家，为浙派代表人物。此画是戴进为端木智六十寿辰所绘。端木智在建文年间曾以兵部主事的官职去朝鲜买马，并对着朝鲜妓女自夸自己书法天下第一。

航海传奇

第11展厅内容最为丰富，对应特展的第2单元，包括3个章节，主要介绍明朝和世界的交互。

第一章节航海传奇，聚焦郑和七下西洋的传奇故事。郑和船队的西洋之行，肩负着怀柔远人的重要使命，致力于构建中外通和的外交体系，也对外传播了中国的文化与物产。六百年后的今天，在郑和船队航行的海上丝绸之路上，由中国倡导，多国参与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延续着这一精神，引领着多国共同参与新时代的新探索。

风正人和

明太祖奉行的外交理念，植根于《礼记》的“怀诸侯”与“柔远人”之道。明成祖继承并创新了明太祖的政策，开辟海路，广邀远方藩属输诚纳贡，为内政稳定提供了坚实支撑。在全球化时代来临的前夕，雄心勃勃的永乐帝朱棣和郑和一起，开启了一段壮丽的航海纪元。

郑和出身穆斯林家庭，上图为郑和父亲马哈只墓志的拓本，藏于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因其曾去过麦加朝圣，因此被尊称为“哈只”。

虽然郑和来自穆斯林家庭，但也有学者认为，他是个佛教徒。不管怎样，郑和曾主持过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的修建。据说为保证大报恩寺准时完工，郑和还动用了下西洋剩余的资金。

大报恩寺是明成祖为纪念明太祖和马皇后而建，规模宏大，被誉为百寺之首。其琉璃塔更是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广泛出现于西方人的记录之中。此图为西方古籍中描绘的大报恩寺琉璃塔，可惜的是，琉璃塔在太平天国与清朝的战争中化为废墟。

明宣德七年，郑和舍，圆瀞书妙法莲华经卷，出土于浙江平湖报本塔塔刹，藏于平湖市博物馆。这件文物是除文献记载外唯一一件表明郑和信奉佛教的物证。

击水千里

15世纪初的大明，郑和率领着史无前例的船队，从南京出发，开启了七下西洋的航海史诗。船队击水千里，跨越东亚、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非，航路总计超过七万海里。

明永乐青花寿山福海纹三足炉，为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明代永乐、宣德、成化年间，瓷器上突然出现了大量描绘海水波涛和异兽的纹样，显然和郑和下西洋的海事活动关系密切。香炉造型模仿青铜鼎，有江山安定的寓意。后方展柜中的几件青花瓷，也有象征着海水的波涛纹饰。

明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拓本，原碑现藏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国家博物馆。1409年，郑和船队第二次下西洋时，在斯里兰卡的锡兰山寺进行了一场盛大的布施，并立下此碑。碑文使用中文、波斯文和泰米尔文三种文字，中文记述其布施活动，波斯文赞美真主和伊斯兰教先贤，泰米尔文则颂扬印度教大神湿婆。

海上丝路

郑和船队满载着丝绸和瓷器，和域外世界开展友好交流，不仅传播着中华文化，也引入了域外的文明成果，使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青花花卉锦纹绶带耳扁壶，以及南京博物院藏的明永乐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其器型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金属器皿类似，体现了元明时期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的交流。

明永乐象纹琉璃构件。明代建立后不久，东南亚的安南和暹罗便开始向明廷进贡珍禽异兽。郑和下西洋以来，占婆、真腊，锡兰的不刺哇国也开始向中国进贡大象、孔雀。暹罗、真腊两国甚至曾派使者将大象运至首都南京。进贡给明廷的大象，当时多被豢养在南京秦淮河畔的象房村，毗邻明代的正阳门，离皇宫很近。

明代金镶宝发冠，藏于江宁区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宝石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中的重要内容，受伊斯兰世界珠宝商影响。元明时期，中国人发展起对宝石的喜好。永乐至宣德年间，国内的宝石主要依赖郑和船队的海上贸易，下西洋停止后，明代皇室的宝石来源一度基本中断。直到天顺、成化年间，中国才在西南找到了新的宝石来源地——缅北小城抹谷。

西洋各国分别盛产宝石、琥珀、异兽等，这也体现在明代的艺术和工艺品中。图为明代芙蓉花嵌宝金簪。

明代佚名，西旅供獒图，藏于故宫博物院。西周时就有西旅供獒的记载，后世的宫廷绘画中，逐渐将该题材转化为宣扬国力的象征。古人经常分不清獒犬和狮子，往往会混淆。

明代犀角杯。犀角主要产自东南亚，也是对外贸易的体现。

明永乐胡人铜像。

白银贸易

15-16世纪，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人类首次建立起跨越大洋的全球性联系，全球性的贸易和文化交流迅速增加。作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明朝在对外贸易中取得了巨量的贸易顺差，从日本、美洲输入了大量白银。白银成为世界性的结算货币，明代中国也由此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的构建。白银推动了明代税收的货币化，引发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变迁，以及江南等地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

四海通达

明朝自建立之初就实行海禁，虽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也只是官方的朝贡贸易。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开放漳州月港对外贸易，允许民间商人航行东西二洋，标志着明朝由朝贡贸易转向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此后澳门的开埠又推动了广州外港兴起，进一步加强了中外经济联系。与此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船队也开往亚洲，开启了早期全球化进程。将美洲的白银和作物带来，再把中国的货物运往世界。

图为17世纪法国制马格里布黄铜星盘，藏于中国航海博物馆。星盘可以测量星体的角度，是古代中东和西方重要的天文和航海器具。

明万历南澳一号沉船出水的外贸瓷器，多为漳州窑和景德镇窑，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南澳一号沉没于汕头南澳岛附近，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一艘明代晚期商贸船。船上满载瓷器，多为漳州产外贸瓷。沉船的始发地可能是漳州月港，其外销地，第一站可能是菲律宾，与西班牙人进行贸易，运往西属美洲，之后进入欧洲市场。也可能经由南海，再运往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

明代漳州窑五彩航海图盘，藏于漳州市博物馆。航海图造型我是第一次见到。

明代漳州窑五彩开光阿拉伯文盘，藏于漳州市博物馆。漳州窑因漳州月港而兴起，主要生产仿景德镇窑的外贸瓷器。13世纪后期，随着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漳州窑生产了大量适应穆斯林生活需求的瓷器。这件瓷器是漳州窑瓷器中伊斯兰文化元素的重要物证。

丝绸也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头，图为明代黄绸缎料。

中国货物运出，西班牙银币随之而来。

清代陈鸣远制紫砂东陵（南瓜）壶。南瓜原产于美洲，经由欧洲人之手传遍世界。16世纪初，南瓜可能由葡萄牙人或南洋华侨率先引入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地区，稍晚经由印度、缅甸传入云南，之后迅速在中国内地推广。1538年《福宁州志》中的金瓜，是中国对南瓜的最早记载。

天下熙攘

随着大量白银的输入和流通，白银在明代完成了货币化，推动了明代国家赋税的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

明代大明通行宝钞。明朝初年，法定货币主要为纸质宝钞和铜钱。由于未能及时建立对应的回笼、兑换机制，宝钞迅速贬值，并在成化、弘治年间基本退出市场流通。此时铜钱也因开采困难、铸造成本高、发行量低，在许多地区处于短缺状态。直到明中后期，随着白银的广泛流通，明朝逐渐形成白银、铜钱并行的货币体系。

明崇祯荡寇将军银印，出土于明故宫西侧玉带河。按照制度，明代也使用银制作藩属国王和明朝官员的印信。并以印纽、尺寸区分等级。此印铸于1643年，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已在潼关歼灭孙传庭的明军主力。崇祯下令封授白广恩并铸造印信。然而此时白广恩已经投降李自成，这枚印信也因此未能送交本人。

十里繁花

明清时期，江南成为全国的财税重地和经济中心。白银的大量输入推动了江南经济的繁荣，也滋养了江南艺术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江南工匠也通过其精湛技艺满足市场，逐渐消解了文人和匠人之间的身份隔阂。

明代项圣思款紫砂桃形杯。明清时期，宜兴紫砂壶因其精湛的制陶技术，以及文人饮茶之风的盛行而成为文人气息浓厚的雅玩之物。

明代子冈款青玉雕螭松纹杯。子冈即陆子冈，是明代晚期苏州的琢玉名匠。他发展了苏州风格的玉器，深受当时江南缙绅文人的追捧，迎合了江南文人的审美和品味。

明代濮仲谦制竹刻八仙过海图笔筒。明代中晚期，竹木牙角器成为文人和权贵热衷的雅玩之物。郑和下西洋带来的珍贵材料和国外工艺品，开阔了国内工匠的视野，也为竹木牙角器的雕刻提供了大量原料。当时竹雕主要有两派，一派始于南京的濮仲谦，一派则始于嘉定的朱松邻。

明，仇英款曲水流觞图。明代中晚期，苏州成为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职业画家逐渐兴起，仇英就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个。此画风格接近仇英，但笔墨功夫尚有差距。当时苏州等地的职业画家为追逐利润，产生了伪造名人画作的“苏州片”，其中伪造仇英作品的就有不少。

明崇祯青花西游记故事图钵式碗。小说的流行，是明代市民文化繁荣的象征。戏曲和小说的流行也为版画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书籍成为明代市民能够负担的商品。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图书插图也愈发丰富多彩。

明代顾绣南极呈祥图轴。明代刺绣以源自上海的顾绣最负盛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韩希孟。韩希孟擅长书画，其夫君顾寿潜是书画名家董其昌的弟子，能诗善画。受夫君影响，韩希孟以针线代笔，使刺绣和书画融为一体，深受包括董其昌在内的文人名士赞赏。

明代金蝉玉叶簪首，为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明代江南的饰品设计别出心裁，这件金蝉玉叶簪首出土于苏州的张安晚家族墓。鸣蝉神形兼备，玉叶雕琢精细，晶莹剔透，材质工艺和装饰题材相得益彰，是明代金镶玉的代表之作。而在当时的江南地区，草虫在绘画以及首饰装饰中也十分常见。

明代灵芝耳金盏、鹤鹿仙人图金盏托。

无问西东

16世纪以来，随着全球贸易和航路的发展，欧洲的探险家们怀着对东方财富和未知世界的好奇来到东亚，促成了东西文明的碰撞与融合。世界在交流中迎来发展，也迎来了变革。

东风西渐

13-14世纪，《马可波罗行纪》的传播，唤醒了西方人对富庶神秘东方的向往。图为19世纪意大利画家绘制的马可波罗归来，藏于意大利科雷尔博物馆。

1585年，西班牙修士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满足了欧洲人对这个神秘国度的好奇，也为欧洲各国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越来越多欧洲人开始以实际行动拓宽对中国的认识。展厅中多处引用了《中华大帝国史》，以及西人的著作内容，并以具体展品对应。图为明代胡文明制鎏金铜炉，对应门多萨对中国匠人的称赞。

165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编写的《中国新图志》中的中国地图。《中国新图志》载有17幅中国地图，包括一幅总图，此外还有日本地图一幅。介绍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文化宗教等，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

来中国的不止有欧洲的走私者，也有日本的倭寇。图为明代著名书画家文徵明写给后辈文彭、文嘉的信札。文中谈到了当时江南一带的倭寇之患。

西人东来

明代中后期，一批批西方传教士跨越重洋来到中国，将西方的科学、艺术和思想带到中国，也将中国的思想、文化、艺术传入中国。中西方在互相“发现”对方的过程中，孕育了对世界的全新认识。

意大利耶稣会士Matteo Ricci，汉名利玛窦，是天主教在华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并钻研中国古籍的西方学者。除了传教以外，利玛窦也和中国官员、社会名流密切交往，传播西方的天文、数学等科技知识，深受士大夫敬重。此画由游文辉绘制于1610年，是最为流行的利玛窦像，也是传世最早的由中国人绘制的油画作品，藏于意大利罗马耶稣堂。

利玛窦是将西方绘画技艺传入中国的先驱。此幅野墅平林图，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原为清宫旧藏，其作者便是利玛窦。此画描绘中国京城风光，据考证与北京什刹海秋色颇为接近。利玛窦绘制此画，旨在展示西方先进的透视和绘画技法，借以宣传西方文明。此画可能是利玛窦进献给明神宗的贡画之一。

上海人徐光启是与利玛窦交好的中国士大夫的代表。他在南京认识了利玛窦，后皈信天主教，两人经常一起研究天文、数学、水利等知识，并合作翻译了不少西方科技著作，成为开眼看世界，将西方知识引入中国的代表人物。图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的徐光启画像。

明崇祯年间《西洋新法历书》，藏于故宫博物院。1629年，由于钦天监推算日食再次出现错误，徐光启受命主持历法改革。他不顾保守派阻挠，坚持以西方历法为基础实行改革，终于编成130多卷的《崇祯历书》，本书即为其删减整理本。《崇祯历书》突破了中国传统历法的局限，引入欧洲天文和数学知识，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明代传统的碗口铳、单眼铳，以及模仿西方火器制造的鸟铳、佛郎机等。鸟铳、佛郎机和红夷炮在明代中后期传入中国，不久，明朝工匠就以本土技术制作出了仿制品，并大量制造。

清康熙年间《坤舆全图》。明末清初，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坚持“学术传教”“文化传教”的策略，翻译引进了大量西方科技文献，地图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602年，利玛窦绘制了中文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1674年，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有绘制了中文《坤舆全图》，成为中国近代地理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在中国知识阶层中产生重大影响。

相较《坤舆万国全图》，南怀仁的《坤舆全图》中绘制的动物种类更多，并引入了西方最新的地理大发现成果，凸显了大航海时代欧洲造船和测绘技术的发展。

明代木美人油画，藏于江门市新会区博物馆。此画是中国最早的西方油画之一，由于常年被村民供奉，因此油烟、刮痕等较为严重。此画的制作方式与当时欧洲一种被称为“幻像板”的室内装饰极为接近。

清，龚贤，千岩万壑卷。龚贤是昆山人，清初南京“金陵八家”的代表。龚贤幼时家在南京，当时南京传教士活动频繁，带有插画的《圣经》等流传于士大夫之间，可能也对中国山水画产生了一定影响。此画为龚贤典型的“黑龚”风格作品，其山体以墨色浓淡表现明暗效果，对比强烈。这种个人色彩浓厚的风格，可能受到了西方版画的影响。

清乾隆年间，捷克传教士艾启蒙绘制的八骏图之一。艾启蒙是活跃于清代中期宫廷的“四洋画家”之一。此画融合了中西方绘画技艺，描绘了中亚等地进攻清朝的名马，原画尺寸非常大。

清代十二时辰坠力铁壳天文钟。天文钟既能表示天象、又能计时，宋代中国的水运仪象台，就是早期天文钟的代表。16世纪之后，欧洲的钟表业发展起来，钟表也成为西方输入中国的高精尖产品的代表。当年利玛窦来中国传教时，就进献给明神宗一只自鸣钟，在宫廷引起了轰动。

明代德化窑白釉观音像。很多中国青釉和白釉瓷器中都有慈母观音像，其怀抱婴儿，充满慈祥的造型，和西方的圣母像有几分相似。江户时代，日本幕府对基督教实行封禁政策，一些日本基督徒为避免镇压，就用观音或神道教偶像作为圣母像的替代品，被称为“玛丽亚观音”。

清康熙十字圣功铜牌，藏于常熟博物馆。据1663年罗马天主教档案记载，当时常熟城内有大教堂两座，小教堂甚多，教友人数过万，这位铜牌上记载的王安臣就是其中之一。清初绘画六家之一的吴历就是常熟人，也是基督徒。

中学外传

16-17世纪，欧洲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国风”。中国的文化、技术、物产也逐渐西传，促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18世纪法国传教士编著的《孔子画传》，藏于意大利驻沪领事馆文化处。

传为利玛窦翻译的《四书》部分文本及拉丁文译文，藏于意大利罗马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二世国家中央图书馆。手稿包含四书的拉丁文译文，部分为耶稣会士罗明坚所写，也有一部分可能出自利玛窦之手。

明代玉杯、金盏托附金匙。茶叶是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物产。不同于唐宋时期，明代人饮散茶，崇尚白瓷茶具，因此这件玉茶杯采用白玉自称。茶匙中有一些小孔，应该是用来酌取佐味品所用。

这里用展板展示了当时西方绘画中的中国元素，主要是瓷器。

元青花龙纹梅瓶，藏于句容市博物馆。元青花的产生与当时的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密不可分。当时描绘青花纹饰的釉料主要来自中东，制作完成的青花又大量销往海外，成为中外交流的物质见证。

明代波斯武士郁金香纹罐。

16-17世纪，日本吴祥瑞款青花开光山水纹盆。16-17世纪是中国青花瓷传入日本的重要时期。日本陶艺家伊藤五郎太夫于明正德年间随日本僧人来到中国，几经辗转来到景德镇学习制瓷技术，并取中文名“吴祥瑞”。他与日本使节归国时带回了大量中国瓷土和釉料，在日本肥前伊万里筑窑，开创了日本青花瓷的先河。

1660-1680年，荷兰代尔夫特青花开光花卉纹盘，藏于英国维多利亚和艾尔波特博物馆。中国外销瓷器价格高昂，为谋求利润，欧洲陶工开始研发替代品。荷兰的代尔夫特陶器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欧洲青花，装饰上也往往模仿中国风格。

美美与共

第12展厅是终章——美美与共，主要展示明代的工艺美术。

明代工艺美术继承了元代的精湛技艺，并以开放的胸怀，吸纳并融合各种外来技艺和艺术形式，在继承与创新中国展现出自己的匠心和创造力。这些艺术品也在国际交往中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具体体现。

叠翠流金

珐琅艺术源自两河流域和古埃及。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的金属工艺、镶嵌技术融合，从而独具特色。明代，铜胎掐丝珐琅艺术迎来艺术高峰，并得到“景泰蓝”这一别称，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名片。

明代铜胎掐丝珐琅鼎式炉。掐丝珐琅工艺最晚在元代传入中国，随后就和中国本土工艺文化结合。

明代铜胎掐丝珐琅狮子戏球纹双耳炉。

明代铜胎掐丝珐琅盘。

琉光溢彩

琉璃源自域外，随着生产技术的中国化，逐渐成为宗教建筑和皇家建筑的材质之选。琉璃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历程，见证了中国皇权象征的演变，也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和包容。

明代三彩琉璃罗汉坐像。此尊罗汉，可能为十八罗汉中的沉思罗汉。类似风格的大型琉璃造像多藏于国外大型博物馆，在国内较为少见。根据器物上的铭文可知，其产地大多应该是山西。

一组明代三彩琉璃瓦。琉璃一词由梵文传入，本指带彩的陶器。已知最早的彩釉陶器是古埃及的费昂斯，汉代的铅釉陶器，应该也受到了外来低温铅釉装烧技术的影响。北魏时期，琉璃生产技术由大月氏人传入中国，并在平城（今大同）烧制成功，用于宫廷建筑。

明代黄釉龙纹琉璃滴水。明代初年，琉璃被指定为皇家建筑的专属材料，除了宫廷和宗教建筑外，禁止民居使用琉璃。黄釉琉璃瓦更是仅限皇帝使用。

千文万华

漆器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但最早的漆器来自中国还是日本，尚有争议）。明代中国漆器工艺空前精湛，与此同时，日本、琉球等国也吸收中国漆器技艺，结合本国传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漆器风格。在中国风最盛行的年代，欧洲也出现了模仿东亚风格的漆器。

14-16世纪剔犀如意云纹五重盒。剔犀是雕漆工艺的一种，纹饰多以剑环、绦环、回纹、卷草、重圈、云钩纹等几何图案为主，和雕漆中的剔红一样，在元明时期达到历史高峰。

15-16世纪剔黑牡丹纹四重盒。

明代款彩双凤纹圆盒。款彩是流行于明清时期的漆器技术，其诞生受到了雕版印刷工艺的影响。

18世纪琉球黑漆嵌螺钿云龙纹长方攒盒，藏于故宫博物院。14-15世纪，中国漆器技术传入琉球。琉球在王府中设有专门的漆器作坊，装饰技法有彩绘箔金、堆锦、螺钿等，明显受到了中国漆器的影响。

18世纪黑漆描金福寿纹攒盒。此盒在大盒内套双层双套盒，内部一共有33个小盒，以类似七巧板的方式拼接，饶有趣味，漆器风格则带有日本特色。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帝喜欢日本的黑漆描金漆器，特聘日本工匠来中国制作，本品可能就是日本工匠为中国宫廷所作。

4月22-25日，观天下特展厅将关闭数日换展，之后南京博物院另一件镇院之宝鎏金喇嘛塔将会登场（可能还会有《坤舆万国全图》），此外还将替换一些书画作品。下半年南京博物院还有新的书画展，以及波斯特展，看来到时候还要再去一次。